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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株洲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台湾民间神农信仰及其特点

发布时间:2015-01-19 23:53:47

作者:周新发
由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炎帝神农文化祭”,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炎帝神农文化,被誉为两岸民间信仰交流领域中的一大亮点。本文据台湾学者发表的材料和笔者对文化祭活动的考察,就台湾民间神农信仰及其特点作初步探讨。

一、台湾神农信仰源流

1、台湾的开辟与民间信仰

台湾自古以来即属中华,是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三国志》载,远在黄龙二年(230)三国吴就开始经营台湾。隋唐时期,大陆先民已越海开发台湾、澎湖。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澎湖岛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民政。

明永历十六年(1661)郑成功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带来第一个移民潮,并进行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开发屯垦。“村镇市集相继出现,确立了汉人在台湾的控制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遣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出兵,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带来第二个移民潮。“从此,郑氏的泉州子弟与施琅的漳州兵两籍人士纷至沓来,连同康熙末年逐年增多的客家人(粤人),遂成为台湾的主要居民。”而“移民所伴随而来的民间习俗与传统思想,也因此成为台湾文化的主流。”[1]

台湾学者李亦园认为,福建、广东两省移民经历了渡海、开拓、定居与发展四个步骤[2]。台湾的民间信仰,除了移民带来原居地文化传统之外,还融入开拓阶段的愿景和信念,并且在发展阶段的现实生活中被调整和巩固。具体表现在:一是丰富而多样的民产信仰;二是信仰与民间组织的结合;

三是民间对信仰的极度依赖[3]。

2、神农信仰与神农宫庙

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传说中的炎帝神农具有太阳神、南方神、火神、农神、谷神、药神、土神等神明性格。这种神格,对于远播台湾、以农耕为业的移民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因而“属于全国性信仰之神农,在台湾同样为全民所崇拜,而无地域性的区别” [4]。

台湾的神农信仰起源较早。在郑成功开辟之前15年,即有台南士绅姚孝在今神农街尾兴建“开基药王庙”,祭祀药王神农大帝,影响甚巨。“拓垦初期,环境艰苦,神农大帝信仰無疑是支撑先民的精神支柱,不论是祈求农事順遂,五谷丰收,还是面对瘴疠之气、传染病流行,医药亦不普及的种种威胁,盼能受神农大帝的眷顾与庇佑以安頓生活”[5],是故发展出比大陆更为普遍的神农信仰。日本占领台湾后实行殖民统治,本土信仰受到打压。至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各地纷纷建立庙宇,神农大帝信仰遂日益鼎盛。

神农宫庙的缘由,大致有自“家乡迎奉”来台立庙者,有为“开垦求福”而公议立庙者,有地方士绅“招募立庙”者,有因“偶然机缘”立庙者,此外还有“分灵别祀”立庙者[6]。

因立庙的缘由不同,炎帝神农的尊号各异。在台湾,炎帝神农被尊称为炎帝、开天炎帝、炎王、五谷先帝、五谷爷、神农大帝、神农仙帝、先农、先帝爷、五谷仙、药王大帝、粟母王、土神、田祖、田主等,率以农神、谷神、药神祭祀之。尤为农民、米商、草药商等尊之为行业守护神。谢贵文将炎帝神农的神明性格分为民族始祖、医药之神、农业之神、医药或农业“祖师”等四类,而以强调农业之神、医药或农业“祖师”一类为众。在客家人聚居地,凸显其农神性格的五谷王、五谷爷等称号最多[7]。

台湾宫庙供奉的神农祀像,早期是由移民渡海时随身携带,或稍后因立庙奉祀之需而返乡迎请的。如高雄县大社乡青云宫供奉的神农大帝神像,就是大社乡望族黄家祖先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由福建泉州府渡海时随身所携,定居大社后修建“紫云宫”奉祀,嘉庆元年(1796)迁庙于现址,更名“青云宫”。而台中雾峰乡圣贤宫,则经由明末清初修建“神农皇帝庙”,供奉从家乡宗祠迎请的“五谷神农皇帝位”灵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扩建“圣贤宫神农大帝庙”, 1989年初专程从炎帝陵迎请炎帝神农金身塑像的漫长过程。

台湾的神农祀像有两种形象。一为头角峥嵘、浓眉大眼、袒胸露臂跣足,腰围树叶,手持稻穗或草药。象征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创世济民的先祖意义;一为穿衣戴冠,玉面长髯,温和慈祥,表现出民族始祖的帝王气象与爱民护民的仁慈风貌。祀像的面部颜色有赤、黑、绿三种。对此,台湾学者解读为:炎帝有“火德”,故面部为赤色;又据汉《春秋命历序》,“有神人名石年,苍色大眉,戴玉理……辅号皇神农”,《说文解字》释“苍”色为“草色”,遂作绿面神农。然坊间另有一说:“赤面”神农,代表尚未误尝毒草,面色红润之神农;“绿面”神农,代表神农大帝的农业与医药神性,或在教民农耕前,不得饱食而有菜色之模样;“黑面”神农则代表神农尝草中毒,全身泛黑,为民牺牲之神农。但钟宗宪认为,“黑面”祀像是香火熏染所致,仅限苗栗以北地区。“红面说”亦有异词:神农教民烧山开荒,因高温烤燎及太阳暴晒,以致皮肤紅通通的,故红脸多为中壯年时形象。但无论哪种说法,均未超出神农传说范围。

3、民间对炎帝神农的奉祀

《台湾通史》载,清代台湾各县皆建先农坛,祭先农,耕藉田。《重修台湾府志》亦载,台湾府建有先农坛、田祖庙、药王庙、八蜡祠。先农坛等是官府设立的,并有严格规定的祭祀仪式。虽然与民间神农庙宇的兴建和神农祭祀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民间神农信仰和祭祀仪式,无疑起到了推动与示范作用。

民间奉祀,有不定期的敬香拜祭。据台湾民俗学者介绍其方式是,择吉时在自家门口或供奉神农大帝的宫庙中,供以果品、菜碗、清茶(3小杯)、酒(5小杯)以及紅龟粿、面线(扎有红纸)、红圆、金纸(尺金3张、宝衣3张、寿金3张、元宝发财灯1对)。祭拜程序:上供,点烛,神前献茶、酒、食,然后焚香迎神,祈求神明保佑。待香烧至三分之一时,双手奉持金紙拜供神明。

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为神农大帝的诞辰日,是神农信仰的重要节庆之一,各地的神农庙宇都会举办大型祭典活动。如台北三重市先啬宫,“圣诞前一天即有绕境祈安,迎神演戏。圣诞当天则由市长循古制行三献礼,并有过火、演戏及选炉主等活动。祭典盛大热闹,居民称之为‘三重埔大拜拜’” [8]。2000年起,先啬宫将祭典宏张为“神农文化祭”。高雄县大社青云宫亦于2006年起将祭典扩大为“神农文化季”活动。

二、展示神农信仰的两岸文化祭

由台湾神农大帝协进会创意,得到大陆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活动,于2010年、2011年在炎帝陵连续举办两届,台湾有76个以神农为主神的宫、堂、庙、寺近千人(次)参加过活动。活动从传说中神农出生地湖北随州市开始,途径湖北神农架,在炎帝忌辰前夕到达炎帝陵,举行祭祀炎帝陵、学术交流和民俗文化活动,是一次完整的文化寻根之旅。

炎帝神农祭祀大典 炎帝神农祭祀大典由两岸共同主持,按照台湾神农祭祀礼仪程序进行。以2011年的祭祀大典为例:

大典从两岸圣火手共同点燃炎帝圣火, 800名大陆青年颂唱《祭炎帝》开始。

颂歌之后,厝置神农大帝塑像(黑、红脸塑像各一,由台湾带来)的 “銮驾”(8人抬)启动。随“起居”、“列班”、“朝礼”(迎神礼)三赞,鸣一鼓一钟、二鼓一钟、三鼓一钟;銮驾队三呼“大哉中华”、“我祖扬威”、“炎帝万岁”口号。

神农大帝“驾”到,一钟二鼓交鸣,计三十六遍(代表一年三十六雨、七十二风),以祈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配四时,寓风调雨顺之意。接着三上香(高香9支)、全体焚香(幼香900支),收香后行三跪九叩首礼。随后,行三献礼。初献礼:献香、花、烛、茶;亚献礼:献果、酒、斋、食;终献礼:献桃、面、帛、宝。三献所用祭品均有寓意,如以檀炉(献香)寓无为,以花盘(献花)寓自然,以灯烛(献烛)寓顺化,以茶水(献茶)寓清净,以鲜果(献果)寓圆满等。每献一品,即行三跪九叩首礼,唱诵词四句。

三献之后,由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理事长恭读祝文:

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祖陵共祭,聊报恩光圣事,谨以香烛俗果、牲醴鏣馐财帛长钱之仪,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宝座前,文言曰:

懿惟神农,圣帝真君。天恩广大, 地德宏深。耒耜肇始,万物化生。南亩稼穑,西畴耕耘。三农有庆,五谷丰登。 辨毒百草, 医药初成。祛疴疗疾,普惠众生。宣威教化,海晏河清。神功厥伟,妙道至臻。千秋景仰,万世传承。

兹当盛世,圣德垂恩。道法归宗,追源溯本。馨香敬奉,俎豆虔诚。两岸同心,共祈升平。交流融合,宏开胜景。告慰始祖,叩表圣灵。迢迢台海,殷殷丹忱。伏祈庇佑,中华永兴。

兹逢帝陵谒祖,两岸共祭。敬仰恩光,敬陈不腆。恩佑黎苍,平安四境。威靖八方,兆民攸庆。五福呈祥,虔诚顶礼。鉴纳心香,伏维尚飨。

读祝后燔燎、献花篮、传递炎帝圣火、谒(炎帝)陵、为《祭文》碑举行揭碑仪式。

神农文化论坛 两岸学者宣读论文,进行神农炎帝文化交流。

民俗文化活动 台湾实践大学表演《旗舞宋江阵,礼赞神农爱》,台湾松兴戏剧团表演客家戏曲《八仙过海》;炎陵县民间文化团体表演《炎帝颂》、《客家风情》等民间歌舞。

文化祭活动展示了两岸丰富多彩的炎帝神农文化,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反响。恢弘的祭祀场面,信众的虔诚礼拜,留下深刻印象。

三、台湾炎帝神农文化的特点

台湾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炎黄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以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为基础,以历久不衰的宫庙奉祀和祭典活动为载体,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其它文化元素,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并影响着台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泛普的民间吸引力

台湾开发之初,随移民而来的民间信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漳州人拜“开漳圣王”,泉州同安人奉“保生大帝”,客家人拜“广泽尊王”,粤东人拜“三山国王”等。而同样从大陆带来的神农信仰则不分族群,不仅为农业为主的各地所尊,而且在“都会型”的台北、高雄等市县非农乡镇也建庙奉祀,“显见神农大帝确能超越农神性格的局限,而为不同地区的信徒所信仰。” [9]

据余光弘统计,台湾以炎帝神农氏为主神奉祀的庙宇,1918年60座,1930年66座,1960年80座,1981年达112座。又据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2007年编印的《通讯录》,收录以炎帝神农为主神的宫、庙、殿、堂、坛等156座。而彭绍周引用台湾当局资料称,全台以炎帝神农为奉祀主神的道教宫庙有254座之多,除金门、马祖外,遍布台湾。余玟慧也有“全台共计约200余座主祀神农大帝的庙宇” [10]之说。另据《台湾民间信仰的医疗观念》一文载:“目前台湾奉祀神农大帝为主神的寺庙,约有176座。”尽管数字差异较大,但以神农大帝为主神宫庙遍布海岛是共认的。

2、持久的民间影响力

神农信仰在移民开发和定居时期发挥了感情纽带、精神支柱作用。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有影响的宫庙已由过去单为整合族群的场所演变为社区文化中心。

柯广宇从小区总体营造的角度认为,“小区的庙是小区的文化中心,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是从此延伸出来,包括祭祀圈、商易、私塾、品德教育成长的地方。”如高雄大社乡的青云宫,不分族群,是大社居民信仰中心的大庙。居民口头上常说的“老祖庙”,更是居民生活精神与休憩的交流处。尽管在当地还有其它神祇信仰,但民以食为天,不论何种族群,对掌管五谷丰收的神农大帝都存有一份敬意,祈求能得到庇佑[11]。

黄建超于2009年5月对参与青云宫“神农文化季”活动的香客作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在“青云宫宗教资源吸引力”为题的7个选项中,“祈求神农大帝的庇护保佑”、“神农大帝历史悠久且吸引”、“体验神农大帝的威灵而吸引到此祭拜”等3项,分别列一、三、四位 [12]。可见,神农大帝的神性“威灵”,及“庇护保佑”功能,在台湾民间具有持久而又广泛的吸引力。

3、宽宏的文化包容性

台湾民间信仰的多元性,除移民因素和地理环境影响外,还有其历史原因。即日本占领台湾期间,禁锢本土文化。“台湾岛炎黄子民为维持民族香火”,曾将庙宇用作私塾义教。其后又将庙宇改作佛教寺院。明里奉佛教各神,而私下将本土神明与祖先供奉在“炉主”家里。[13]长此以往,遂形成儒释道三教与本土神明的多元信仰。

台湾神农信仰受多元文化影响,已经很难从宗教类别上去作明确区分。因而出现神农大帝为三教所共尊,并以不同的称谓与三教各神明同处一庙,接受信众顶礼膜拜的独特现象。这既是华族社会移民习俗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包容文化的体现。

神佛同庙   台湾中医药界多供奉神农大帝,並尊為药王;世人將神農大帝与弥陀、釋迦並列為三宝;而道教亦称炎帝为“古仙浮丘公”,为諸仙之長。“以至福和宫以神农大帝为药师佛,药王庙称神农大帝为菩萨。”对此,钟宗宪从神农崇拜的角度解释:神农大帝“是民族之古代圣王,所以为报本返始、慎终追远之儒者所推崇;而他既是火神,又是农神、药神,那么道教也可以掌火之‘离明大帝’、掌农之‘五谷先帝’、掌药之‘药皇大帝’祭拜之;然以佛言之,中国既是东方,则称呼同样具有药神属性的神农大帝为东方教主药师佛,又何尝不可?”由此“可見神農大帝至仁至聖,道高德大,三教同尊,亙古長存。”

众神共祀   与神佛同庙现象共生的是众神共祀。彭绍周曾作过实地调查,发现台湾从南到北,凡是达到一定规模的寺庙,大概都会在其内殿,除奉祀主神金尊外,一定会配祀一些坊间普遍受人崇敬的神明。诸如以关圣帝君(关公)、瑶池金母、天上圣母(妈祖)或以王爷、元帅命名兴建的宫庙,以及福德正神(土地)等为奉祀主神的宫坛,都配祀有神农大帝神尊;与此对应,那二百多座以神农大帝为主神的宫、庙、坛,也一定配祀上述那些早已成为台湾居民祈求平安、庇佑生活的神圣。[14] 其实,众神共祀始于神农时代的蜡祭,《礼记》载:“伊耆氏始为蜡”,“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祭坊与水庸”。不过蜡祭所祀皆涉农诸神,其神格并无混杂。

4、普世的文化亲和力

台湾炎帝神农文化在赓续传统的过程中,引入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表现形式,使炎帝神农文化从传统文化构筑的神台上走向民间,并以其普世价值所蕴含的文化亲和力吸引广大信众。

传统礼仪与地方礼俗结合  在传统奉祀中,炎帝神农(先啬、先农)是以司啬(如后稷)、祝融(火神)等配祀。明清朝祭先医礼,以伏羲、炎帝、黄帝三皇为主神,配句芒、风后、祝融、力牧。而台湾大部分以神农大帝为主神的宫庙,则以当地耳熟能详的民间神祗福德正神(俗称“土地公”)与注生娘娘(俗称“注生妈”)配祀,以凸显土地、人口(劳动力)等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重要性。虽未超出农业生活的范畴,但显然受地方信仰和祭祀习俗影响。

祭祀礼仪仍循“三献”古礼,并沿袭献香、献爵、献帛、读祝文、颂乐章、望燎等主要仪式,可谓古朴隆重。然古礼供品用的是“太牢”(即牛、羊、豕),如《宋史·礼志》载:“太昊、炎帝、黄帝……岁春秋祠以太牢。”《明史·礼志》亦有记载。清道光《炎陵志》载,按《礼部则例》,“祭品……牛一(黄色牡牛)、羊一、豕一(纯黑色)”,这一规制为炎帝陵祭祀沿袭至今。台湾民间祭祀供品用羊、豕各一,即所谓“少牢”。《台湾通史·典礼志》载祭先农、耕藉田礼:“文武官率属朝服致祭,帛一、羊豕一”,此规制亦为台湾民间沿袭至今。有学者认为此举是为了保护耕牛,符合农耕社会的民间习俗。

至于“三献”礼中的献花、茶、斋、桃、面、宝等程序,又带有道教礼俗色彩。

祭祀活动与文化旅游活动结合  神农大帝圣诞日前后,举行带有农耕意蕴的各种民间文化活动,如盛大的阵头绕境、道教音乐、掷筊比赛及神农药膳养身餐会等。桃园龙元宫在神农诞辰祭典期间有“赛猪公”习俗;新竹县竹东镇五谷宫以白米堆叠出象征福禄寿的“金龙钱龟”,向神农大帝祝寿;宜兰市五谷庙则打造“春牛与老大”铜像,并举行以提醒农民认真耕作为主题的“鞭春牛”仪式等,颇含农耕余韵,吸引了当地民众甚至远方游客的广泛参与。高雄市中药商公会在神农大帝圣诞日,还会举办登山、捐血等有益活动。有的地方政府将节庆仪式当作观光与国际狂欢活动加以培植。

5、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神农大帝的神格与功能,会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而调整或转化。李亦园研究神农传说的发展,认为“神话传说并非一成不变,在流传过程中常随着人民生活需求与情感投射,而有附托及衍生出来的转变,赋予传说主角更多的属性与功能,亦因此扩大丰富民间信仰的内涵。” [15]宋光宇说,“此一随着信众日常生活所作的调整与转化,常是民间信仰能在现代社会仍保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16]

2002年,台湾曾发生过12万农渔民因反对“农渔会”改革政策而抬出神农大帝举行抗议活动,此时的神农大帝是以涉农的行业保护神出现的。后劲凤屏宫亦曾将地区强烈的环保意识投射到神明信仰上。该宫的《进香顺序册·神农大帝略传》引用了《民间信仰神祗史考丛集·神农列传》 “神农可说是最早提倡生态保育者,其在春夏动物正逢繁殖之时,要求百姓不得滥杀,使万物得以繁衍生长” 一段话,其后写道:“……维护生态平衡,早在神农大帝时代即大力倡导,且成果丰硕,可知神农大帝是环保运动的先知先觉者。”凤屏宫有意凸显神农大帝在环保生态上的贡献与影响,扩大神农的神明性格与现代功能,以凝聚地方居民对于环保运动的意志与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台湾民间信仰的弹性与活力。谢贵文说,如能透过宗教及环保人士的论述,深化其理论与内涵,增力庙宇、祭仪、祭品中的环保元素,吸引更多知识分子的参与,未尝不是传统民间信仰新生的典范。[17]

以现代理念和需求去诠释、践行炎帝神农文化,光大炎帝神农的“人文始祖”形象值得肯定。但也有学者针对其它一些神明角色被改变的现象指出,出于功利目的随意扩大神明角色功能,将使上层知识分子与之渐行渐远。

6、浓厚的文化寻根意识

所谓寻根,就是追本溯源,寻找文化的源头,得到根的认同,精神的归属。这种寻根意识,肇始于台湾开拓之初,移民以修建庙宇,祭祖礼神,寄托“思乡念祖”之情。而后生生不息,绵绵延延于俎豆馨香之间达三百余年,乃至成为今天两岸交流的强大动力。

炎帝神农文化的根在祖国大陆。随着两岸交流日益密切,台湾神农信众视传说中的炎帝出生地、安葬地以及重要的活动地为“根”之所在的“圣地”,各神农宫庙纷纷组团进香祭拜。据炎帝陵管理局不完全记载,继1989年台中县雾峰乡圣贤宫首开恭迎炎帝神农塑像的炎帝陵之行,又有澎湖等10余座神农宫庙携带炎帝塑像来炎帝陵开光点眼;有105个神农宫庙曾组团诣陵祭拜或参加两岸文化祭活动;40余个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来过炎帝陵进行学术考察与交流。[18]

海峡两岸共祭炎帝神农,将这种寻根意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参加活动的台湾学者潘小慧说:“拜谒大典的文化意义即在于藉由祭之以礼,常终生爱慕感怀之,表达‘慎终追远’之深意”,“在情感上,我深深觉得有回到中华民族母亲怀抱的温暖感受,以及心灵终于寻根的平和与平衡。” [19]

四、炎帝神农民间信仰的启示

1、民间神农信仰为两岸交流提供了动力

两岸交流的动力来自民间,历久弥坚的民间信仰是这种动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台湾学者姚同发所说,“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传播不是简单的移植”,它“切切实实寄托着台湾同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在客观上发挥着维系两岸一家亲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0]无论是两岸民众在彼岸神农宫庙进香祭拜的“互动”,还是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的“携手”,都源自民间的推动力。

因此,以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为契机,推动两岸民间炎帝神农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节日化,为两岸多元文化的互动互补,营造宽容的文化氛围、宽裕的文化空间,是我们应该积极思考的。

2、炎帝神农文化是两岸民间交流的根基

民间神农信仰,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远离文化母体的台湾,源远流长,历久弥坚。赋存于神农信仰中的炎帝神农文化,对于赓续中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两岸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两岸交流的文化根基和慎终追远、文化认同的标识。

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在民间层面上,首次同尊“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并在炎帝神农的神灵之前宣以“两岸同心,共祈升平。交流融合,宏开胜景”,“伏祈庇佑,中华永兴”(《祭文》语),不仅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同,而且对炎帝神农文化的认识,已从普世价值上升到核心价值,使两岸交流的文化根基扎得更加牢固。

3、拓展和丰富炎帝神农文化内涵

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神农信仰覆盖海岛全境,并拥有二百余座祀庙,300余万信众。但神农大帝的神明性格仅限于农业,作为医药神供奉的只有台南市的盘古药王庙一所,以“炎帝”或以“炎帝神农”合称奉祀的庙宇几乎没有。而以黄帝为主神的宫庙极少,对黄帝的祭祀,向来以官方为主;炎、黄二帝同时奉祀,仅在三重区先啬宫有过。

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应对炎黄二帝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所作的贡献;炎黄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神农与炎帝分称与合称问题;神农(或炎帝神农)的诸多功德(或曰神性功能)与“人文始祖”地位等问题作深入探讨,以拓展和丰富炎帝神农文化内涵,乃至在“人文始祖”层次上丰富、升华炎帝神农信仰;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应对共同面临的矛盾与问题的对策,共同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承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

注释:

[1] [3][4][5][6] 钟宗宪《炎帝神农信仰》

[2] [15] 李亦园《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

[7] [8][9][17] 谢贵文《台湾的神农大帝信仰兼谈后劲凤屏宫》

[10] 余光弘《台湾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1982);中华大帝协进会奉祀神农大帝宫、庙、殿、堂、坛《通讯录》(2007)。彭绍周《台湾道教─奉祀神农大帝庙宇的过去与现在概况之简说》。余玟慧《高雄县神农大帝信仰之研究》

[11] 柯广宇《移庙建新埕,以庙宇带动社区活力的大二结》

[12] 黄建超《远古神话魅力的宗教游憩资源吸引力》

[13][14] 彭绍周《台湾道教—奉祀神农大帝庙宇的过去与现在概况之简说》

[16] 宋光宇《当前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趋势》

[18] 炎帝陵管理局《大事记》

[19] 潘小慧《台湾神农的信仰意义—以台湾为例》

[20] 姚同发《台湾民间信仰的由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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